资料照片：2018年9月20日，和田“团结新村”，一名维吾尔族妇女领着小学生走过一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维吾尔族民众在一起的宣传画。

作者：苏菲·理查森 (Sophie Richardson)

2026年2月21日，《外交学者》(The Diplomat)

中国政府如何纪念2月21日的“国际母语日”？答案是：通过法律手段使抹杀母语合法化。

据《全国人大观察》（NPC Observer）报道，202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对2000年采纳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修订。此次修订删除了一项原有的规定——该规定曾允许“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将其作为学校的教学媒介。修订后的法律简单地宣称，此类教育“已无必要”。

多年来，用汉语普通话取代蒙古语、藏语和维吾尔语教学的趋势，如今已正式写入法律。这些社区的学生今后只能在单一、独立的语言课上学习母语；所有其他课程都将使用汉语教学。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全国人大或相关政府机构就此事咨询过受影响的社区。虽然这些社区的家庭有时会表达对双语教育的支持，但他们极少会认可一种将母语严重边缘化的方案。

全国人大轻率地认定母语教育“不必要”，这与中国国内法律（包括《宪法》第四条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国际人权法中关于平等受教育权的规定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赤裸裸的同化战略采取了多种形式，从对少数民族社区的大规模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到将其信仰定为犯罪。联合国官员已提出担忧，认为其中一些政策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

语言限制尤为险恶，它通过侵蚀社区和身份的多个方面，旨在根除这些社区独特的文化。联合国民数少数群体权利特别报告员在2026年1月的报告中，将中国政府抹杀语言的政策称为一种“灭绝”形式，并主张此类行为“应被定性为种族灭绝，并由国际社会据此处理”。

在整个西藏，虐待性的殖民化“寄宿制学校”剥夺了孩子们的母语，以至于祖父母已无法与他们直接交流。维吾尔人忍受着地区当局摧毁其文化的企图，包括用汉语教科书取代维吾尔语教科书，使得从诗歌、文学到宗教典籍的一切都难以传承甚至欣赏。在内蒙古，当官员开始更改语言和课程设置时爆发了抗议；当局则以逮捕抗议者作为回应。

这些政策带来的人道代价显而易见。著名的维吾尔学者、新疆民俗研究中心创始人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在2017年被当局强迫失踪后，因“分裂国家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同年，藏语活动人士扎西文色（Tashi Wangchuk）因倡导在学校加强藏语教学被判处五年监禁。2024年10月，青海省公安机关因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推进语言权利活动的视频将其行政拘留15天。

蒙古族异议人士哈达（Hada）在一年多前失踪，当时据报道他身体状况不佳。哈达是一位蒙古族身份和文化的作家及倡导者，他因保护和推广蒙古文化从1995年起服刑15年，获释后仍遭受全天候监控。

全球教育专家的研究表明，儿童在首先使用母语学习时效果最好。国际人权法中关于受教育权（包括平等受教育权）的规定保护了母语教育的权利。中国政府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缔约国，这些公约义务要求北京向各社区提供充足且真实的双语教育。

中国政府接受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审查其履行公约情况的时间早已逾期，但北京基本上无视了该委员会以往就此主题提出的建议。由于委员会的工作积压以及联合国持续的资金危机，审查尚未安排。

尽管如此，儿童权利委员会的审查仍是一个不应被浪费的机会。海外社区和公民社会组织应提交报告，记录中国政府如何侵犯母语教育权。相关政府应关注进展，并准备在人权理事会采取具体行动，追究北京的责任，并帮助维持中国境外的母语教育。

国际母语日的存在是为了肯定北京立法机构刚刚否认的东西：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问题在于，世界其他国家愿意为此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