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4 月 3 日
36 年前的 1990 年 4 月 5 日，发生在喀什附近的巴仁乡抗议活动在维吾尔人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该事件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大规模武装镇压。在由则丁·玉素甫（Zeydin Yusup）领导的被称为“巴仁起义”的事件及随后几天的冲突中，约有 50 多名维吾尔抗议者丧生，数百甚至数千人被捕。尽管镇压的完整规模至今尚未完全披露，但已知事件发生后至少有六人被处决。
这些抗议活动的爆发是由于对限制宗教生活以及针对维吾尔家庭（尤其是妇女的生育自由/生殖自主权）的严厉控制政策所积压的愤怒。在 4 月初的那几周里，当地居民聚集在一起，抗议对清真寺活动的限制以及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大规模干涉。抗议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局拒绝批准维修当地的一座清真寺，这反映了当时对建造和维修宗教建筑的普遍限制。
4 月 4 日，一群维吾尔人聚集在乡村清真寺，要求保护他们的权利。次日，即 4 月 5 日，约 200 人在政府办公大楼前进行的和平祈祷和集会遭到武力驱散。由中国政府多个部门组成的 1000 多名安全部队部署了致命武器。根据证人陈述和随后的报告，抗议者在试图逃跑时仍遭到枪击。
由于无法独立进入该地区，无法确定确切的遇难人数。早期的国际媒体报道大多重复中国当局的官方宣传，将紧张局势描述为对国家稳定的威胁。然而，维吾尔人的叙述强调，包括强制绝育和妊娠晚期强制流产（计划生育政策）在内的强制性政策引起了广泛的恐惧和愤怒。对许多人来说，这些措施构成了对维吾尔身份的生存威胁。
事件发生后的镇压行动并不局限于巴仁乡。虽然官方数据承认有数百人被捕，但人权组织指出整个地区被捕的人数达数千人。大赦国际 1999 年的一份报告记录了 27 名因涉嫌参与“巴仁起义”而被监禁的维吾尔人的情况，其中包括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关押在乌鲁木齐监狱的易卜拉欣·艾哈迈德（Ibrahim Ahmed）。尽管在 1990 年和 1991 年的审判中有数人被判处死刑，但被处决的总人数仍然不明。
巴仁事件成为国家政策的一个根本转折点。1980 年代相对宽松的环境被强化镇压所取代，包括公开宣判和处决。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其他维吾尔社区也出现了类似的反应，使用致命武器镇压异见者成为一种模式。
维吾尔人权项目执行主任吾买尔·卡纳特（Omer Kanat）表示：“今天，巴仁起义被视为后来在东突厥斯坦发生的、已有记录证实的大规模恐怖压迫的早期预警。大规模拘禁、强迫劳动、文化灭绝和侵犯隐私的人口控制政策已遭到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的谴责，其中一些机构已得出结论，认为这些行为构成了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
维吾尔人权项目在今年的纪念声明中再次强调，不仅要将巴仁事件视为一个历史事件，更要将其视为理解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政策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90 年 4 月的遗产延续至今，并凸显了追究责任和保护基本人权的紧迫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