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26年6月11日正式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2030年）》[1]。该文件被认为是决定中国政府未来五年在人权领域将采取何种措施以及实现何种目标的核心政治纲领[1]。该计划提出了诸如经济发展、保护公民政治和社会权利、巩固民族团结以及积极参与国际人权体系等诸多冠冕堂皇的承诺[1]。
尽管中国政府向世界宣传这份文件，并将其作为自身在人权领域取得巨大发展的证据，但对于国际独立研究人员和人权组织而言，这不过是一个政治面具[2, 3]。北京当局企图在“以发展促进人权”的虚假口号下掩盖其罪行，然而在东突厥斯坦发生的真实情况有力地揭穿了这一谎言[4, 5]。
联合国（UN）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于2022年8月发布的关于东突厥斯坦的特别评估报告中指出，中国在该地区的残暴行径极有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4, 5]。该报告在国际层面上证实了中国政府以所谓“反恐和去极端化”为名，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语系民族实施系统性压迫[4]。
然而，在最新发布的2026–2030年行动计划中，中国政府对这些国际批评未提及只字片语；相反，在东突厥斯坦种族灭绝达到顶峰的时期，它却试图将自己塑造为“全球人权治理的守护者”[1]。正如大赦国际在2025年的声明中所指出的，尽管联合国报告发布已过去三年，中国的高压政策没有发生任何积极变化，国际社会在追究中国责任方面也显得力不从心[2]。
中国发布的《人权行动计划》证明，北京当局并未将人权视为一种普世价值，而是将其作为服从于国家国家利益和阶段性条件的工具。普世法律奉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不可分割的原则，以保护个人免受国家侵害为根本；而中国则推行一种威权模式，将“生存权和发展权”宣布为最基本的人权，为了经济目标而牺牲个人自由。中国政府以“人权政治化”为借口，拒绝国际社会对东突厥斯坦侵权行为的正当批评；同时通过将该地区的集中营和强迫劳动政策包装成“反恐”和“扶贫”等概念，企图将普世人权原则完全剪裁以适应其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
本文将对中国上述新《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的条款与东突厥斯坦的真实人权状况逐一进行对比。通过这种方式，将彻底揭露中国通过根本性地违反国际法和人类道德，对整个民族实施如同化、集中营、强迫劳动和人口种族灭绝的本质。
第一部分：经济权利与“扶贫”面具下的强迫劳动罪行
在行动计划保护经济权利的章节中，特别提到了“适足生活水准权”，并强调将坚定不移地消除贫困和推进乡村发展[1]。中国政府企图以此表明其正在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然而实际上，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实施的所谓“脱贫”和“劳动力转移”计划服务于一个极其阴险的目的。这是一个旨在将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语系民族从他们的家园和家庭中剥离出来，强行转移到中国内地省份或封闭式工厂的国家计划[3, 6]。
行动计划中承诺保护公民的“劳动权”、提供正规就业并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1]。然而，正如人权观察（HRW）持续发布的年度报告所证实的，东突厥斯坦有数百万人被囚禁在这些所谓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接受惩罚，并随后被锁入强迫劳动的利益链中[3, 6, 7]。这些地方根本不是普通的学校，而是由高维安全系统包围的集中营[4, 5]。
在计划中，中国政府强调“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并消除包括性别在内的工作岗位一切形式的歧视[1]。但是，对于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工人而言，这种法律保护绝对不存在。他们被迫在棉花田、纺织厂和多晶硅（Polysilicon，即太阳能电池板）生产设施中工作，拿着极低的薪酬，并在武装警察的直接监视下被迫劳动[3, 6]。
人权观察的报告披露，由于铝供应链的污染，甚至全球汽车品牌也面临着卷入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风险[6]。强迫劳动已深度渗透到电子产品、服装、海鲜和关键矿产行业，成为中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3, 6]。得益于美国政府执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仅在2024年，就有价值数亿美元的产品在海关被阻止入境[6]。
中国的行动计划中提及了财产权，宣称不会以非法手段征收农民的土地和财产，若征收则将给予足额补偿[1]。然而，在东突厥斯坦被称为“共同发展”或“乡村振兴”的政策，已成为拆除维吾尔人古老社区、强占其土地并将其分给中国移民的工具。数以十万计的维吾尔人被关进集中营后，他们的财产被国家以莫须有的理由冻结或强占。
因此，面对东突厥斯坦系统性的生态和经济掠夺，中国政府关于经济权利保障的指称完全成了令人作呕的粉饰。结束贫困，实际上是结束了一个民族的经济独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为维吾尔人构建了一种现代奴隶制的新形式。
第二部分：健康、妇女权利与系统性人口种族灭绝
在人权行动计划关于“健康权”和“妇女权利”的章节中，设定了诸如将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保护母婴健康以及大幅降低死亡率等美好目标[1]。中国还宣布了许多保护妇女免受身体和精神暴力的政策[1]。然而，这些所谓的保障在东突厥斯坦却被用作消灭该民族未来的种族灭绝工具[4, 5]。
正如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所明确揭示的那样，东突厥斯坦近年来的出生率出现了断崖式下跌[4]。在2015年至2018年期间，在维吾尔人密集居住的和田和喀什等地区，出生率下降了60%以上[4]。更令人惊恐的是，仅在2019年，整个东突厥斯坦的出生率就下降了24%，与全国4.2%的下降率相比，呈现出极为巨大的鸿沟[4]。
这场人口危机并不是通过自然途径出现的，相反，它是国家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的直接后果[4]。中国政府对维吾尔妇女残酷地实施强制放置节育器/避孕药和强制流产手术[4, 5]。此外，集中营中的维吾尔妇女遭受了系统性的性侵犯，联合国专家将受害者的证词定性为“完全可信”[4, 5]。
尽管中国政府在其行动计划中声称将在职场、家庭和社会中保护女性[1]，但对于东突厥斯坦的女性而言，国家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施暴者。声称保护母婴健康的反面是，政府强行将数十万儿童与父母分开，将他们禁锢在国家控制的孤儿院和寄宿学校中，彻底剥夺了他们享受家庭温暖和保留民族认同的权利[3, 4]。这些反人类的行径清楚地证明，所谓的行动计划不过是一个虚假的面具。
这些系统性行为完全契合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中“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团体内生殖”以及“强迫将团体之儿童转入另一团体”的条款[4]。考虑到针对东突厥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中国所谓妇女和健康权利的宣示，不过是纸上的廉价字句。
第三部分：教育、文化与民族同化打击
在计划的教育和文化章节中，中国将自己塑造成“民族平等”的保护者，声称尊重少数民族保护和发展自身语言文化的权利[1]。计划中还提到将在国家教育体系中促进公平[1]。然而，东突厥斯坦的教育和文化政策并不是为了向一个民族传授知识和智慧，相反，是为了将他们汉化并实施民族同化[3, 6]。
在所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政治路线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在所有学校中正式废除了维吾尔语教育。孩子们从小就被剥夺了说母语的权利，被迫接受潜移默化的洗脑教育。民族语言和文字的权利被彻底践踏；政府机关、社会公共场所、甚至市场里的牌匾上的维吾尔文都被铲除干净。
在宗教信仰领域，行动计划承诺“保障宗教信仰自由”[1]。然而，中国在东突厥斯坦以“伊斯兰教中国化”为口号，正在进行历史上前所未有高压压迫[6]。根据人权观察（HRW）的记录，该地区的宗教活动被公然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挂钩而被定罪[3, 6]。自2017年以来，数以万计的清真寺和历史陵墓被拆除或被剥离了原始面貌。
维吾尔知识分子、宗教人士和文化先驱已成为这一同化政策的首要目标[3, 6]。享誉全球的维吾尔民俗学专家、思想家热依拉·达吾提（Dr. Rahile Davut）因涉及国家安全的莫须有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6]。而享誉世界的维吾尔学者、经济学家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被以“分裂国家”的指控判处无期徒刑已超过十年[6]。中国政府彻底瘫痪了东突厥斯坦的文化和教育系统，将代表维吾尔认同的所有精英投入了监狱[6]。
中国在行动计划中关于保护文化遗产和活跃文化活动的表述，与东突厥斯坦的现实完全相反[1]。维吾尔人古老的文化痕迹被彻底清除，这些地方被作为国家主导的虚假旅游集市进行展示[3]。中国在这里展示的不是被保护的文化，而是一个被关进笼子、沦为政治宣传工具的文化死尸。
第四部分：公民政治权利、公正审判与国家恐怖主义
在涉及公民政治权利的章节中，行动计划就民主参与、政府监督和言论自由做出了虚假的承诺[1]。与此同时，提及“公正审判权”，宣称禁止酷刑、保护律师权利并落实无罪推定[1]。然而，不仅在东突厥斯坦，在整个中国，针对政治异见人士的态度以及法律体系已完全带有国家恐怖主义的特征。
正如台湾民主基金会（TFD）发布的政治和司法体系监测报告中指出的，中国的司法体系本质上处于共产党的主导控制之下，根本不可能谈及独立的法院[8]。法院根据党委会的指令开展工作[8]。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案件中，家属和独立律师参加庭审的权利被完全剥夺，在押人员被通过酷刑和威胁强迫认罪[8]。
这类司法侵权在东突厥斯坦达到了更为严重的程度。根据半岛电视台和人权观察的数据，自2016年以来，在中国政府的反恐行动框架下，超过25万名无辜维吾尔人在被剥夺公正审判程序的情况下被判处重刑[6, 7]。超过五十万人被冠以长期、毫无根据的刑期投入监狱，超过一百万人被拘禁在集中营内[6, 7]。这些审判完全在秘密、没有任何律师的情况下进行，清楚地表明了行动计划中“公正审判”的承诺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
在个人数据安全问题上，中国政府在人权计划中声称将保护网络安全和个人隐私[1]。然而，东突厥斯坦已被彻底改造成一个高科技的数字监狱；通过人工智能驱动的人脸识别系统、庞大的摄像头网络以及安装在手机上的间谍软件，维吾尔人日夜受到严密监视[3]。中国科技企业与政府合作构建了这一体系，中国所谓的“数据保护”法律仅仅用于增强国家对公民的检查和控制。东突厥斯坦的公民没有任何隐私或自由可言。
第五部分：与国际人权体系的“合作”游戏以及跨国高压
在行动计划的最后一章中，北京当局提及“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与联合国及国际人权机制进行合作，以及为全球人权事业贡献“中国智慧”[1]。这完全是一场外交粉饰，中国在国际义务面前的态度清楚地暴露了其虚伪。
2022年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布关于东突厥斯坦的特别报告时，中国不仅没有接受或执行相关建议，反而指责该报告“非法、编造且无效”予以拒绝，并威胁终止与联合国的合作[6, 9]。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目的绝非改善人权，而是为了在联合国讲坛上掩盖自身罪行、扩大外交否决权并阻止国际调查[9]。
大赦国际伦敦联合国办公室主任萨拉·布鲁克斯（Sarah Brooks）在联合国报告发布三周年之际发表讲话时指出：“国际社会在新疆罪行面前保持沉默是一种耻辱。人们的生活被毁掉了，家庭被拆散了”[2]。被关押在集中营中的被拘禁者家属如法蒂玛（Fatma）和麦迪娜·纳孜米（Medine Nazımı）等人声明，自2018年以来他们没有收到任何亲人的消息，这种切断联系的做法是国家的一种特殊酷刑手段[2]。在东突厥斯坦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而是一场全球性的人道主义危机[2]。
更令人恐惧的是中国的跨国高压能力。声称在世界上保护人权的中国，在世界各地追踪逃离东突厥斯坦前往海外避难的维吾尔难民，通过其国内的家人实施威胁企图迫使其噤声或返回[3]。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下，一些国家、特别是某些伊斯兰国家，不仅对东突厥斯坦的压迫视而不见，甚至到了将本国领土上的维吾尔人引渡回中国的地步[3, 5, 9]。这种情况清楚地暴露了中国在人权领域所谓的国际“合作”指称是一场多么卑劣的宣传游戏。
结论
总而言之，中国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2030年）》是一份经过极其精心构思、充斥着迎合国际社会和民主价值词藻的虚假政治文件[1, 2]。该文件是共产党为了给自己化妆、改变其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人权侵犯者”的不良形象而制造的伪装面具。
东突厥斯坦的反人类现实——集中营、强迫劳动供应链、通过强制节育实施的人口种族灭绝以及对语言文化的系统性消灭——清楚地表明政府的这些虚假口号没有任何价值[3, 4, 6, 7]。无论中国发布多少次“人权计划”，只要东突厥斯坦的种族灭绝不停止，其在世界舆论面前的罪恶国家形象就绝不可能改变。
世界舆论、联合国和人权机构绝不能被中国的这类虚假宣传所蒙蔽[2]。执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布的报告建议、并立即追究中国所犯罪行的责任是当今最紧迫的任务[4, 5]。只要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不关闭、数以百万计的无辜民众不获释，中国的任何人权承诺在法律和道德上都是无效的。世界必须将目光投向血淋淋的现实，而不是言语中的虚假承诺，并针对暴政采取具体行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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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an Rights Watch, "World Report 2026: China", Human Rights Watch, 2026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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