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7日

郭宝胜,  撰写的维吾尔人权项目观点洞见专栏

从1991年开始，中国政府将发展权确立为中国官方人权政策的核心，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利用“发展权”掩盖人权罪行的叙事历程。 中共利用了“全球南方”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权”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不仅强化了“全球南方”对西方的对立情绪，还联合“全球南方”共同对抗西方的人权价值观。 中共还利用“发展权”构建了关于人权问题的国际统一战线，抢夺了人权话语权，削弱了西方关于新疆存在种族灭绝的指控, 并为其在新疆实施的压制性人权政策寻求合法性。

6月11日，中共在北京高调举办“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吸引了一百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人士参会。在论坛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2030年）》“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章节中，特别强调了“坚持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 “积极参与国际人权规则制定和议程设置，改革完善全球人权治理”。这次论坛由人权记录最恶劣、最臭名昭著的中国举办，本身就是国际人权史的笑话，而大会的主题更为中国利用发展权掩盖人权罪行、实施全球人权统战、垄断世界人权话语权的阴谋，添加了新的罪证。

“发展权”这一权利，是1986年12月4日联合国大会第41/128号决议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正式确立的。该宣言第1条将其定义为“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据此，每个人和所有民族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实现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联合国大会第41/128号决议，1986年）。发展权其实源于“全球南方”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联合国框架内的政治博弈与抗衡。二战后，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都是前西方国家殖民地，它们认为西方国家应该对“全球南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落后的经济社会负责，甚至要求西方国家作出经济赔偿；并且认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置于其他人权尤其是政治权利之上，以杜绝西方国家对“全球南方”国家的人权指责。在此过程中，“全球南方”国家酝酿出来发展权这样一个概念，以区别于传统西方的人权体系。1977年，“全球南方”国家确认了发展权，并要求发达国家将提供经济援助视为一项法律义务。西方国家当然知道发展权的来头，所以不少西方国家拒绝这个概念。如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就公开反对发展权，卡特（Carter）总统也不赞同由发达国家对“全球南方”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经过西方国家和“全球南方”及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多次争论和博弈，最终，《发展权利宣言》虽然对发展权达成了国际承认，但将西方发达国家的责任限定为创造“有利于发展的国内和国际条件”，而不是进行经济赔偿和义务援助。

随着中国的崛起，它利用了“全球南方”与发达国家之间关于发展权的分歧与冲突，将传统基本人权与发展权进行割裂，并将发展权置于基本人权之上，漠视基本人权。在全球范围内，中共利用发展权加剧了“全球南方”对西方的怨恨，联合人权统一战线对抗西方人权价值观，为中共在中国国内实施的人权暴行进行辩护。

八九六四屠城后，为对付西方国家的人权指责，中国政府在1991年发布了首份人权白皮书，将发展权确立为中国官方人权政策的核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来说……发展权应优先受到重视”（Human Rights China，1991年11月1日）。自那时起，中国一贯援引发展权来支持其“经济发展必须先于人权”的立场。

2013年，中国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BRI）。该倡议将经济发展置于基本人权之上，并让北京“利用资金作为工具，在台湾或维吾尔人等中国高度敏感的议题上施加影响”（美国外交关系协会，2023年2月2日）。自那时起，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团结了“全球南方”国家，让后者逐渐地在发展权高于其他人权上达成了共识，也让中国在联合国人权体系内逐渐掌握了话语权。

2015年，中国高调加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成为落实该议程的积极践行者；该议程将基本人权与发展权紧密联系起来，这与中国关于人权的论述相契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16年10月13日）。

2017年，中国在北京创办了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南南人权论坛”，旨在团结“全球南方”国家以抗衡西方国家。同年6月，中国提出的首份决议——《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获得通过（新华社，2017年6月24日）。总而言之，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一套以发展权为基础的新人权框架，试图解构西方的人权话语，并规避自1991年以来国际社会对其进行的审查与问责。

再聚焦新疆，实际上，从陈全国到陈小江，历任主政新疆的官员都采取了镇压与“统一战线”工作相结合的手段，尽管他们在不同时期侧重的手段有所不同，但将发展权作为改善外部形象和逃避责任的借口，已成为近期所有主政新疆的中共领导人惯用的策略。

自2017年以来，中国通过在国内外推行经济发展和落实发展权，掩盖了在新疆发生的种族灭绝行径。例如，中国将集中营称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8年12月2日）。针对新疆“强迫劳动”指控的批评被定性为：剥夺人们合法的劳动权利，使人们陷入贫困，破坏新疆的进步，并阻碍中国的发展（中国驻美大使馆，2021年7月23日）。

2021年7月，中国国务院发表《尊重和保护新疆各民族权利》声明，其中指出：“发展权是不可剥夺的人权……当前，一些外国媒体和政客散布谣言、歪曲事实、捏造事实……其目的是抹黑中国……破坏新疆繁荣。” 显然，中共利用发展权为其侵犯人权的行为辩护，并掩盖新疆的种族灭绝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21年7月14日）。

中国政府也不断向国际社会宣传发展权叙事，以掩盖新疆的种族灭绝罪行。2019年，一项由中国支持的关于发展权的决议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设立了一个看似多余的发展机制。学者安德烈娅·沃登就此决议提出质疑。 “这些决议和报告指向一个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个人的人权将得不到国际保护或促进，任何申诉也得不到纠正……人权将沦为经济外交、发展和技术援助的议题……”（《国家人权报告》第87号特别报告，2020年8月25日）。事实上，中共关于发展权的论述涵盖了人权理事会的整个议程，这使得争取各方支持以解决中共在新疆的种族灭绝问题变得异常困难。

2022年6月14日，古巴代表69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五十届会议上发表了联合声明：“涉新疆、涉香港、涉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我们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尤其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光明日报》，2022年6月15日）。显然，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都附和并支持中共提出的关于新疆和发展权的叙事。

2024年2月17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指出，所谓的“种族灭绝”是一个阻碍中国发展的弥天大谎：“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某些当局的不安和焦虑，所以他们编造了关于新疆的谎言，企图制造混乱，从而阻碍中国的发展和振兴。”“但是，中国也有发展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4年2月18日）。这是用发展权掩盖新疆种族灭绝的最直接例子。

根据国际人权服务社2025年发布的一项报告指出，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中国系统性地采取措施掩盖新疆发生的种族灭绝，如阻挠关注种族灭绝问题的非政府组织（NGO）提交申请，增强中国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GONGO）在理事会内的影响力，对与联合国合作或寻求合作的个人进行报复，并经常利用程序性手段打断非政府组织发言人的发言，以此阻遏受害者在理事会提出诉求（例如，2018年，中国曾试图促使非政府组织委员会撤销某获认证非政府组织的咨商地位，原因在于该组织协助“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主席多里坤·艾沙（Dolkun Isa）参加了一场联合国论坛（自由亚洲电台，2018年5月22日）。

2019年3月，中国向所有驻日内瓦代表团发出威胁信，警告称“出于双边关系及持续多边合作的考量……切勿共同主办、参与或出席由美国及其他几个西方国家组织的关于维吾尔人权危机的边会”（人权观察，2019年4月1日）。这一切表明，正如在中国国内一样，中共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软性”统一战线工作与强制性威慑及跨国镇压手段相辅相成，实为同一硬币的两面。

随着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小江出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中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了“发展权 涉疆问题的统一战线工作。2025年8月28日，陈小江书记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安德鲁·吉斯达尔（Andrew Gisdal），双方就新疆人权及其他议题交换了意见。同月，首届中非人权研讨会在埃塞俄比亚举行。会议以“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共同实现发展权”为主题（天山网8月24日）。本次会议发布的《中非发展权亚的斯亚贝巴共识》指出，“发展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反对将人权带上政治化、工具化，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人民的发展权利）。2026年3月20日：陈小江在京举办有关国家驻华使节交流会上的致辞表述：“推动人权不断发展进步是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全方位提升人权保障水平。” 他邀请各国使节亲身感受新疆发展活力，分享“一带一路”机遇。 陈小江在此场合直接将新疆发展实践与人权挂钩，用“发展权”掩盖基本人权，也掩盖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

总之，中共通过30多年来运用“发展权”的叙事和统战活动，得以逃避国际社会的问责，并打造了国际人权统一战线，在国际国内为其人权暴行进行粉饰甚至美化。而像新疆维吾尔人这样的受害者，则在被中共控制的全球人权体系里，很难为遭受的苦难和迫害寻求救济，更遑论追究人权施暴者的责任。正因如此，尽管新疆发生了骇人听闻且史无前例的种族灭绝，整个国际社会——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至今仍未采取足够规模的全面谴责、制裁及审判行动。

随着这次“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的召开，人们已经意识到中共利用发展权掩盖人权罪行的理论与实践已愈演愈烈，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措施来应对中共政权的这一全球性的阴谋和邪恶战略。首先，国际社会必须认清中共的欺骗行径，并针对“发展权”这一概念及其适用范围制定更严格的定义与规范，以防其被进一步滥用。 事实上，除了经济发展与发展权之外，根据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最根本的权利乃是宗教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发展权根本不能取代这些基本人权，更不能置于其上。必须强化并广泛传播这些正确立场，以在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其次，西方国家的政要、联合国人权机构工作者、各国学者、活动人士以及所有关注新疆种族灭绝问题的全球各界人士，联合中国人权迫害的所有受害者，组织各类活动，发表大量多种语言文章，揭露中共利用“发展权”议题所采取的阴谋和手段，在国际人权博弈中击败中共，夺回人权领域的话语权，并追究中共的责任。

作者简介： 郭宝胜，知名中国异议人士。1990到1994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后在美国获得基督教道学硕士学位，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士学位。现为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硕士研究生、美国欧亚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