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博,一名曾协助执行中国针对维吾尔人口的监控、拘禁和思想灌输行动的前警察。 Felix Schmit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前中共警察从极权内部揭露东突厥斯坦种族灭绝与全民监控
突厥斯坦时报 (Turkistan Times) 专稿
来源:基于《纽约时报》记者袁莉 (Li Yuan) 发自德国的调查报道综合整理
【柏林/华盛顿讯】 近日,曾在东突厥斯坦(中共称“新疆”)暴力维稳体制中服役长达九年的前汉族警察张亚博在德国申请庇护,并公开揭露了中共当局对维吾尔人实施大规模监控、任意拘留和思想灌输的罪证。尽管张亚博本人曾作为该压迫机器的一员参与了从恶,但他的内部证言与大量证据,再次从极权体制内部彻底拆穿了中共所谓的“职业培训中心”谎言,向世界还原了东突厥斯坦沦为极权集中营的残酷真相。
一、 踏入极权齿轮:从教师到镇压工具
张亚博1986年出生于河南农村的一个贫困家庭。2006年他前往东突厥斯坦读大学,毕业后留当地任教。2014年底,为了更高的薪水,他辞去教职,成为和田地区(维吾尔人口占90%以上)一家拘留所的看守,月薪从400美元涨至650美元。
在拘留所任职的两年间,他目睹了中共审查机器的残酷:
-
监控与取证: 他的日常职责是监控录像、分发食物药品,并收集被拘留维吾尔人的所谓“罪证”。
-
直接酷刑: 他频繁听到审讯室里传出的尖叫声,亲眼看到被拘留者遭到殴打和剥夺睡眠。在提审结束后,他多次在现场发现被打断的警棍。
2016年底,随着北京当局准备全面升级大规模拘禁运动,张亚博通过考试正式加入警察队伍,月薪升至约900美元。
二、 大规模拘留狂潮与暗夜突袭
2017年初,时任中共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发起疯狂的“粉碎性打击”,下令收押任何表现出“极端主义”或反政府观点“症状”的人——在中共的定义下,留长须、学习阿拉伯语、做礼拜甚至打篮球或做俯卧撑都可能成为被关押的理由。
-
搜查与没收宗教物品: 张亚博参与了无数次针对维吾尔家庭的夜间突袭,强行搜缴《古兰经》和宗教物品。他回忆称自己当时深受体制洗脑,突袭时“通常是第一个冲进去的”。
-
押送数以万计的“人质”: 在201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张亚博跟随大巴车队,将成百上千名被戴上手铐、套上头罩的维吾尔人押送至全境各地的集中营与监狱。在长途运输中,被拘留者甚至被迫使用塑料桶解决排泄问题。
-
强迫劳动与监控: 2018年底,他曾被短暂调去监督约3000名被派往为汉族棉农摘棉花的维吾尔劳工。这些劳工清晨5点被集中运走,直到深夜才被送回宿舍,受到严密防范以防止逃跑或祈祷。
三、 数字化监控与“抓人指标”
2021年8月,张亚博被派往约有1700名维吾尔人的玉如什开村(Yurushikai)。在这里,中共将极权监控推向了极端:
-
破碎的家庭: 该村约40%的成年人曾被关进集中营,约100人仍在服刑,导致大量家庭只剩下年幼的孩子与年迈的祖父母。
-
算法极权: 政府的监控系统会对所谓的“异常”活动自动报警。例如,如果一户维吾尔人家中的用电量突然增加,警察就会立即上门逼问原因;在家祈祷、未参加升旗仪式或未参加强制性中文课程都会触发警报。
-
逮捕指标化: 从2023年开始,警方下达了极其野蛮的考核指标:要求警察每周必须提供至少一条可以作为拘留依据的线索。如果未能完成指标,警察将被迫提交检讨书并接受24小时连续加班的惩罚。
四、 逃离极权与内部证言的价值
在长期的高压体制与对维吾尔人真实生活的接触中,张亚博逐渐对自己所执行的政策产生动摇。2023年9月他选择离开警队,后转至广州,通过VPN翻墙查阅海外报道,才第一次知道自己工作过的“教培中心”在国际上被称为“集中营”。
2025年4月,他在广州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同年8月,他利用带儿子赴欧洲旅游的机会,在德国新天鹅堡悄悄脱团,前往慕尼黑向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及德国当局寻求庇护。
他向外部世界提交了警察身份证明、工资单、社会保障记录以及在审讯现场的照片。华盛顿“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专家郑国恩(Adrian Zenz)与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学者安晓波(Björn Alpermann)指出,张亚博的证言极其详尽地证实了中共在大规模拘留狂潮过后,如何将压迫与监控“日常化”并嵌入乡村生活的基层细节。
结语
张亚博的内部证言,为国际社会指控中共在东突厥斯坦实施种族灭绝增添了又一不可辩驳的铁证。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任何关于“执行命令”或“体制受害者”的自辩,都不能减轻或抹杀加害者在此类反人类罪行中的历史责任。
汉族警察享受着体制赋予的薪水、特权与随时离去的自由,而数百万维吾尔人面临的则是酷刑、强迫劳动、家庭破碎与身份抹杀。张亚博的逃亡标志着中共极权统治内部裂痕的显现;而东突厥斯坦人民所遭受的深重苦难,唯有在彻底终止中共暴政、追究所有参与者历史罪责的那一天,才能得到真正的正义与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