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导语：在发表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这篇分析中，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阿德里安·曾兹博士与研究员穆埃特尔·托赫提探讨了北京如何以更隐蔽、但影响深远的方式重塑针对维吾尔侨民的跨国镇压。作者重点分析了签证和探亲机会如何被转化为附带条件的利益，并被用于施压、拉拢和宣传。
作者：阿德里安·曾兹 | 2026年8月12日 | VOC基金会
跨国镇压已经从人权报告中的边缘议题，进入西方安全辩论的核心。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公布的新数据，2014年至2025年间，共有54个政府——超过全球国家总数的四分之一——跨越国境压制流亡者和侨民群体；在100多个东道国中，至少发生了1,375起直接的、实体性的跨国镇压事件。
西方民主国家终于开始认真对待这一威胁。各国政府正在采用正式定义，成立跨部门工作组，并为受害者开设举报和支持渠道。2025年，七国集团（G7）领导人就此发表联合声明，欧洲议会也通过了一项关于针对人权捍卫者的跨国镇压的决议。
然而，这些制度性工具所描述的威胁已经开始改变形态。在一项新近发表、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中，我们考察了北京针对维吾尔侨民研究者和活动人士的行动。我们发现，过去一年北京对侨民使用的最具影响力的跨国镇压工具，竟以一种看似无害、具有迷惑性的形式出现：签证。
2013年，德国政治学家约翰内斯·格尔舍夫斯基提出，威权稳定建立在三个相互强化的支柱之上：镇压；为了确保忠诚而进行的收编；以及为了塑造广泛民众同意而进行的合法化。政治学界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仅靠镇压无法维持一个政权：其成本高昂，容易引发反弹，而且无法产生政权稳定所需要的持久服从。
我们认为，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跨国空间。实施跨国镇压的政权，也会进行跨国收编——通过提供附带条件的利益来换取顺从——以及跨国合法化，即通过宣传及相关的叙事控制来塑造认同。跨国镇压之所以成为人权活动人士和政治人物的共同议题，是因为强制行为容易被观察和谴责。但也正因如此，这一概念如今显得过于狭窄，难以涵盖各国用来恐吓和压制侨民的不断演变的手段组合。
北京近来对维吾尔人的做法显示了这种创新能力。自2023年以来，中国政府悄然向海外维吾尔人开放新疆的探亲访问。该政策从未正式宣布，只是通过口耳相传扩散开来。最初只是少数极度渴望返乡者的零星尝试，随后人数不断增加。一名居住在华盛顿的知名维吾尔活动人士告诉我们，2024年时，维吾尔裔美国人仍因担心受到其他社区成员批评而隐瞒自己的行程；但到了2025年，这种做法已经逐渐常态化。甚至一些曾公开批评北京的人也访问了新疆，并在返回后彻底停止了活动。与此同时，一些新疆居民也被允许出国探望亲属，使这种“双向开放”的表象更加完整。
我们在研究中把这一政策核心的机制称为“恢复性诱因”（restorative inducement）。国家首先制造一种剥夺。多年来，北京将新疆与外部世界隔绝，维吾尔人甚至可能仅仅因为接到境外电话而被拘留。我们中的一人——托赫提——在2017年不得不与自己的祖母断绝联系。随后，在人为制造了这种分离之后，国家再提出归还自己此前夺走之物。
维吾尔美国协会前主席埃尔菲达尔·伊尔特比尔告诉我们，维吾尔人“愿意为了最后一次探望而冒一切风险”，“也许只是为了最后见一眼临终的父亲或母亲”。
对那些成行的人而言，团聚的真正代价往往在机场才显现出来。在保密访谈和泄露的录音中，多名于2023年和2024年前往新疆的维吾尔人描述说，他们一抵达便遭到警方讯问。一名维吾尔裔美国男子被许以工作机会、创业资金以及家人的旅行许可。
官员对他说：“作为交换，我们希望你成为我们的线人。如果海外维吾尔社区里有什么引起你注意的事情，我们希望你告诉我们。如果你跟我们合作得好，我们也可以帮你把父母和妹妹送到你身边。”当他犹豫时，对方威胁要把他的父母送进“再教育营”。
另一些人则被征召参与宣传。一名年轻的维吾尔女性被要求“回去以后告诉其他人你这次的良好经历”。另一名访客则被拍摄了一段照稿宣读的录像，内容是“维吾尔人过得很好，新疆正在繁荣发展”。直到今天，她仍觉得自己不得不继续与警方保持联系，因为担心这段录像会被公开，让她在自己的社区中被贴上“叛徒”的标签。
还有一些人的遭遇要糟糕得多。今年早些时候，一名居住在伊斯坦布尔、曾参加过四次官方组织行程的维吾尔人，在一次私人探访期间被拘留，并被判处六年监禁。
在维吾尔侨民内部，北京的跨国收编战略正在实现多年公开威胁未能达到的效果。随着更多旅行者看似安然无恙地返回，维吾尔社区对风险的认知发生了变化。经历多年痛苦分离后，为了与亲人重聚而保持沉默，开始显得像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代价。结果，参与抗议和倡议活动的人数急剧下降。
是否返乡的问题也在使维吾尔人彼此对立。前往者可能被贴上“合作者”的标签；不去的人则会怀疑，哪些回来的同胞已经开始按照国家的要求行事。一些侨民成员过着双重生活：他们私下透露自己遭遇讯问的情况，但在社区场合却坚持声称一切正常。这些围绕家庭关系和情感生存作出的选择正在侵蚀社区内部的信任。
那名华盛顿的活动人士观察说，北京的新做法正在“改变美国维吾尔人说话、联系以及彼此信任的方式”。
对于积极记录暴行的那一小群维吾尔人来说，这种孤立尤为严重。人权倡导者菊尔·伊力哈木原本受邀参加一场婚礼，但新疆警方通过微信警告主办方不要让她出席，随后她被取消邀请。证人撤回证词，或者陷入沉默。维吾尔过渡正义数据库以往的调查行程往往能获得40至50份证词，而该机构团队最近甚至难以获得5份。由此，镇压和收编相互强化：强制先制造绝望，而国家随后提供的条件性利益则正是利用这种绝望。
为解释这种变化，我们的研究提出了“越界性”（transgressiveness）这一概念，即某种手段在多大程度上违反东道国法律和国际规范。暗杀和绑架影响巨大，但越界程度也很高，因此容易引发刑事起诉和全球关注。附带条件的探亲访问同样可以强力塑造侨民行为，却并不违反华盛顿或柏林的任何法律。北京调整后的战略有意偏好那些“越界性低、影响力高”的手段。
这一战略服务于学者所谓的“威权形象管理”：专制政权系统性地在海外推广有利于自身的叙事，同时阻碍批评者，希望借此营造一个更有利于其统治的国际环境。
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22年要求官员“讲好中国新疆故事”以来，北京投入大量资源重塑新疆形象。今年1月，中国官方媒体高调报道了42名出生于新疆、现居土耳其的人参加“返乡之旅”。该行程由中国领事机构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部组织，目的在于让参与者“亲眼见证新疆的发展成就”。
这是一种适用于学者谢尔盖·古里耶夫和丹尼尔·特赖斯曼所谓“操控型独裁者”（spin dictators）时代的镇压形式：统治者更喜欢悄然设计人们的认知，而不是使用可见的恐怖。对于不了解内情的外部观察者而言，北京新的“开放门户”手段看上去就像正常化。
北京并不是唯一在扩展跨国威权工具箱的政权。厄立特里亚把领事服务和国内财产权与缴纳“侨民税”以及保持政治沉默挂钩。2023年，白俄罗斯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让流亡者在“悔过”后申请安全返回，随后又利用这一机制获取支持政权的表态和情报。巴沙尔·阿萨德治下的叙利亚，把难民返乡与安全审查以及同情报机构签署“和解协议”挂钩，并借此迫使返乡者提供关于自己及亲属的信息。卢旺达则通过官方组织的返乡参访和公民教育营来争取侨民。以附带条件的方式获得返乡机会，正在成为一种更广泛的跨国控制工具，把强制与收编结合起来。
低越界性手段的一大优势在于，它们往往低于刑事起诉的门槛。检察官可以起诉一名刺客，却没有法律禁止所谓“恢复性诱因”。西方民主国家终于开始制定针对跨国镇压的法律和指令，这一努力值得支持。但如果制度工具只是针对昨天的手段进行校准，那么面对创新速度快于民主国家立法速度的对手，它们仍将显得不足。明年最严重的跨国镇压事件，很可能恰恰是那些永远不会出现在任何报告中的事件。
本文最初发表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