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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在维吾尔家庭中试验过的治理模式，如今正在塑造全球范围内的海外网络、商业联系、文化外联和警务安排。
日期： 2026年8月26日
原文： Bitter Winter
中国共产党在维吾尔地区实施的镇压，往往被当作一场区域性人权危机来讨论，但事情不止于此。该地区一直是某种治理模式的试验场：它把发展、福利、文化政策、家庭关系、商业、媒体和警务纳入一套政治控制体系。
北京自己的文件清楚说明了这一点。“援疆”不只是经济援助，“民族团结”不只是呼吁相互尊重，“结亲”也不只是社会项目。这些都是进入私人生活、收集信息、重塑政治认同并确保忠于党国体制的工具。
同一套治理逻辑还延伸到中国境外。它通过海外华人组织、商业网络、友好城市伙伴关系、文化机构、媒体、中文教育、外国汉学家以及海外警务安排发挥作用。
在维吾尔地区，这套体系通过直接强制来执行；在海外，它则依靠组织、渠道、经济联系、政治动员和叙事控制来推进。手段有所不同，政治目的却没有变化：把人际关系转化为国家基础设施，从而扩大北京的触角。
2024年7月，《人民政协报》的一篇文章公开写道：“对口援疆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经济工作。”
这套体系通过干部、国有企业、学校、投资、产业项目、文化项目和常设行政架构，把中国19个省份及直辖市同维吾尔地区连接起来。其官方目标是“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以及铸牢共同的国家认同。
同一篇文章还引用习近平提出的“文化润疆”。这一表述的官方译法是“以文化滋养新疆”，其公开宣称的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认同以及“人心归属”等问题。
这正是该政策的实质。经济援助被用来促成政治上的一致；教育、文化、就业、基层治理和投资则成为北京试图重塑其统治下一个民族身份的工具。
新华社2025年有关该地区成立70周年的报道同样赞颂该地区融入国家发展、资源开发、“一带一路”通道和欧亚物流体系。报道赞扬“民族团结一家亲”、文化融合，以及维吾尔地区与19个对口援助省市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
官方叙事把政治支配包装成善意故事，把维吾尔人的家园纳入中国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战略，说成是社会和谐的证明。
这一模式在国内最清楚的体现，是国家把官员派进维吾尔人的家中。
2014年，一份党的官方刊物宣布，到2016年将有20万名干部参加“访惠聚”活动，每人到基层驻点一年。“访惠聚”意为“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任务包括改善民生、加强民族团结、管理宗教、维护稳定、开展宣传以及强化基层控制。
同一刊物还描述了建立家庭档案、监控人员动向，以及构建能够实施“全程管控”的系统。文章要求反复开展政治教育，以灌输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共同的国家认同。
这场运动随后通过“结对认亲”进一步扩大。干部主要进入维吾尔家庭，同吃同住，收集家庭成员、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等信息，并开展政治灌输。
习近平在新疆：虚构的民族和谐。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人权观察记录称，干部被要求识别并上报家庭中所谓的“问题”，其中包括宗教活动；宣传党的政策；教授中文；并确保家庭成员参加政治仪式。家庭实际上没有拒绝的余地。
因此，“结亲”意味着摧毁私人生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界线。党把亲密关系变成监视，把福利变成进入家庭的渠道，再把这种渠道变成控制。
北京在海外也运用类似原则：海外华人群体不被视为在政治上同中国相分离，而被当作一种跨国资源，由党国组织、引导和动员。
2024年1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情况的报告》称，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任务。报告证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已于2018年并入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部。
这一合并是理解北京做法的关键。侨务工作被嵌入党的统一战线体系，也就是党为实现自身目标而争取、组织、影响和运用社会群体的运作机制。
国务院报告要求在海外培育“友好力量”；利用地缘和亲缘关系深化同海外社群的联系；引导他们支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及“反独促统”工作；并动员海外华商网络参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贸易、物流、投资和产业项目。
2026年7月《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把600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称为民族复兴的“宝贵资源”。文章将他们的资本、专业知识、商业联系、文化活动、媒体影响和本地人脉列为可集中利用的资源，用于中国发展、“一带一路”项目、国际传播和政治目标。
2026年7月发布的另一篇新华社报道，进一步阐明了这种制度逻辑。它把侨务工作置于党的统一战线体系之内，称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国开展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并要求他们更深入地参与“民族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
党国体制的立场毫不含糊：海外华人群体构成中国国家战略在全球的延伸。
海外华人网络不仅被动员来服务商业或一般性的文化外联，它们还帮助传播北京对维吾尔地区的叙事并为之背书。
2015年，《中国日报》的一篇报道汇集了海外华商、社团负责人和中文媒体代表的表态。他们赞扬该地区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发展成就及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这些说法被当作国际社会对北京叙事的认可来呈现。
这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生活在该地区的维吾尔人没有自由去反驳国家关于大规模拘押、强迫劳动力转移、宗教压迫、文化摧毁、监控和家庭分离的说法。与此同时，海外华人组织和媒体人士却被动员起来，重复北京偏好的语言：发展、稳定、民族团结、繁荣和机遇。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部2025年工作综述，把涉及维吾尔地区、民族政策、宗教、侨务以及海外统一战线的工作，都纳入党领导的“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体系。综述称，侨务工作对于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推进民族复兴以及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至关重要。
对维吾尔地区的国内治理与对中国全球形象的管理，并非两套彼此分开的政策，而是同一个党国项目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
“友好城市”为这套基础设施增添了另一个层次。
北京把城市之间、省份之间的关系描述为友好交流。实际上，这些关系建立了制度化渠道，把地方官员、商会、文化机构、高校、旅游部门以及海外中国组织，同中国更广泛的战略议程连接起来。
中国西班牙商会2022年的一篇文章称，上海与巴塞罗那的友好城市关系，为政府对话、商业准入以及西班牙企业在上海扩大业务提供了平台。该商会把自己描述为连接公共机构与企业的桥梁。
使用的是友谊语言，发挥的却是政治和经济准入功能。
深圳市外事办公室2024年发布的一篇文章说得更为直接。文章称，国际友城是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渠道”。它描述了一套“市—区—节点”网络，政府与非政府主体在其中协同运作，把地方政府同企业、港口、机场、学校、医院、文化机构和科技组织连接起来。
作为两座城市合作的一部分，“Shanghai Summer 2026”在巴塞罗那启动。来源：X。
同一份官方材料还把友城工作称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搭建投资与商业平台、建设海外创新中心、开展文化外联、提供对外援助以及促进“民心相通”的手段，并以深圳同巴塞罗那的经济与投资交流为例。
这不只是礼仪外交，而是在外国社会和机构内部建立持久准入渠道的方式。
2017年在海牙举行的中荷友好省市大会，明确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组织的。中国代表称，这释放出地方政府将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合作的信号。中荷地方政府、企业代表、海外华人组织和文化机构被作为同一网络的组成部分召集到一起。
这正是北京国内“结对”逻辑的海外版本。在维吾尔地区，党通过对口援助，把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地区，同中国其他地方的省级政府、国有企业、学校和干部绑定起来；在欧洲，它则通过友城外交，把地方机构和商业网络同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战略绑定起来。
同样的模式也见于中国对外援助的叙事。
2019年，人民网的一篇文章称，对外援助不是“不顾中国利益的慷慨”。文章公开表示，援助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机会，是劳务承包项目的先导，并把中国商品和标准带到海外。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援助”一词被反复用来把国家渗透包装成人道、技术或互利的行为。官方记录本身承认了援助、商业进入、中国标准与战略影响之间的联系。
这一逻辑与北京在维吾尔地区的做法相似：物质援助从来不是政治中立的。它建立依赖关系，打开机构和市场，并把受援方纳入一个由中国国家主导的更大网络。
海外“110”网络表明，“服务”的语言如何把国家权力延伸到境外。
2022年1月，福州公安局正式为旅居海外的福州人推出“海外110”报警服务平台。官方公告称，该项目把“平安福州”的触角延伸到海外，并建立了一个渠道，使福州警方能够处理海外案件，或在必要时上报公安部。
这个官方平台是更广泛警务架构的一部分。保护卫士记录了分布在53个国家的至少102个中国海外警侨服务中心，并发现证据表明，其中一些中心参与了绕开正常司法和引渡程序的“劝返”行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称，海外警务服务站往往设在海外华人社团内部。这一逻辑映照了在维吾尔地区发展出来的模式：服务带来准入，准入带来信息，信息使控制成为可能。
中国宣传图片中的汉族—维吾尔族友谊。
北京还试图把外国学者培养成国际传播工具。
2024年12月，《中国日报》刊登的两篇文章主张把外国汉学家视为战略资产。其中一篇把他们称作应当播种到外国“土壤”中的中国文化“种子”，同时要降低当地环境的“排异”反应。文章要求他们帮助减少外界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并积极让“中国声音”得到传播。
另一篇文章提出针对外国汉学家的“一人一史”策略，要求收集并分析他们的动机、职业经历、社会地位、政治兴趣、对中国的看法、对公共危机的反应，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态度。
其目标是建立数据库、识别规律、评估风险、精准配置资源，并为中国的国际传播战略提供指引。文章还要求青年汉学家通过“中国思维”来认识中国和世界。
这不是学术交流，而是为了服务北京的对外叙事，对外国权威进行政治培育。
维吾尔人知道，北京的这些词汇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
“发展”可能意味着剥夺财产和政治吞并；“援助”可能意味着行政渗透；“民族团结”可能意味着国家闯入家庭；“服务”可能变成监视；“文化滋养”可能意味着替换一个民族的语言、宗教、记忆和身份。精心挑选的繁荣故事，可能掩盖一整套镇压体系。
同一个党国体制还通过海外华人网络、友城关系、商业、文化、媒体、教育、学术网络、援助和警务安排向海外扩展影响。北京自己的文件把这些网络定义为工具，用来汇集人员、资源、叙事和忠诚，以支持中国的国家力量。
维吾尔地区以最公开、最具强制性的形式揭示了这套治理逻辑。在中国境外，同一逻辑则通过本地渠道、有组织的网络、经济依赖、文化正当性和政治动员来运作。
词汇会变，体系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