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aily Online”视频截图。该视频介绍东突厥斯坦地区棉花生产的自动化情况，并由Facebook上的“We are China”账号分享。合理使用。
在中国棉花产业推进自动化之际，一项新法规将棉花供应链全面纳入追溯体系。本文指出，这套体系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维吾尔农民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
作者：Asiye Uyghur | 来源：全球之声（Global Voices） | 发布日期：2026年8月28日
本文是“全球之声”2026年8月“聚焦”专题之“原住民族权利”系列的一部分。该系列旨在呈现原住民族的生活与经历，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以原住民族的经验为中心，并讲述领袖、活动人士、社区成员等人的故事。
2026年7月1日，一项新法规在中国治下的东突厥斯坦地区生效，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新规虽使棉花供应链具备可追溯性，却没有回应长期存在的强迫采棉劳动证据和相关报告。
自动化棉花和农业产业所依托的强制性土地与劳动力转移体系，可能给维吾尔人和其他原住民族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联合国人权专家也曾就此发出警告。
中国政府以“高质量发展”、提升棉花质量、保护生产者利益和稳定供应链等惯用表述来描述这项法规。然而，其实际覆盖范围远远超出棉纤维的技术标准。它为监管从农民和地块，到加工厂、仓库和最终销售点的整条生产链建立了法律框架。
该法规涵盖种植、采收、收购、加工、销售和储存等环节，并要求生产者和经营者建立追溯记录，注明种植者、地块、棉花品种，以及收购和加工的数量与日期。这些记录必须至少保存五年。每包棉花都必须附有与其类别、等级、数量和加工记录相对应的条形码信息。
法规还赋予当局广泛的监管权。棉花经营者须接受检查和信用评估，并可能被纳入“退出机制”。评估结果可影响其获得政策支持和融资的机会。
在这套体系下，每包棉花不仅是一件商品，还是一个与某位农民、一块土地、一家加工企业以及国家控制的监管架构相连的数据单元。
这一点对维吾尔农民尤为重要。中国国有媒体新华社的一份2020年报道援引政府自己的数据称，东突厥斯坦约有700万人从事棉花生产，其中约70%是维吾尔人和其他原住民族成员。报道承认，棉花是当地主要收入来源，尤其是在维吾尔人占多数的南部地区。
新规使这一生计来源更加可见，也更易受到控制。它提供的不只是棉花等级信息，还允许国家和参与其中的企业从特定农民和田地出发，追踪棉花在供应链后续各环节的流向。
棉花法规背后的土地“三权分置”制度
2026年的这项法规建立在此前对农村土地进行重组的基础上。
2018年，地区政府发布关于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实施意见，即把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开。
在这一制度下，土地仍归集体所有，农户在形式上保留承包权；但经营权可以流转给合作社、公司以及其他经国家认可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该政策明确把东突厥斯坦南部维吾尔地区土地流转率偏低——当时不足耕地面积的15%——视为一个问题。政策要求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托管安排、代耕代种及其他规模化经营形式，并指示当局审查进入当地的经营者是否符合地方发展和扶贫规划，以及能否吸纳本地劳动力。
这种安排让农民在形式上仍与土地保持联系，却把种植、机械、投入品、加工和营销的实际控制权转向合作社和公司。同一政策还要求，在承接并管理流转土地的农业经营主体内部建立共产党组织。
官方话语把这一过程称为“改革”。但在实践中，它让维吾尔农民脱离独立耕作，进入受公司管理和党组织监督的机构，从而重塑农村生活。
棉花、土地流转与“访惠聚”
官方报道明确呈现了棉花、土地流转和政治控制之间的联系。
国有媒体《中国科学报》2018年的一篇报道详细介绍了东突厥斯坦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五十一团第四连的一个棉花项目。报道指出，当地超过95%的居民来自维吾尔和其他原住民族群体。该项目与“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项目协调推进，中文简称“访惠聚”。
该项目把科研院所、科技公司、合作社和农民纳入同一生产架构。据报道，流转到项目中的土地按每亩650元人民币支付费用，即每666.67平方米约合96.7美元。农民被告知，流转土地后还可通过在原来的土地上务工获得额外收入。
项目把标准化种子、机械化作业、灌溉管理、航空植保和数据服务置于科研院所、公司和合作社的主导之下。官员称，机械化管理可使一人管理的面积从30—50亩扩大到100—200亩。
这并非保障农民对自有土地保持独立控制的模式。农民把土地转入以公司为中心的链条，失去对日常耕作的控制，随后可能以雇佣劳动者的身份回到同一块田地。
政府把这一转变视为成就。但官方叙事本身记录了农民身份的根本变化：他们从耕作者变为土地流转收益领取者，并可能进一步成为国家主导的工业体系中的工人。
“维稳”运动下的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发生时所处的政治环境至关重要。
地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019年发布的一份指示，要求“访惠聚”驻村工作队把“维护社会稳定”视为核心任务。
该指示要求工作队定期入户走访，落实维稳措施，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并把加强土地流转作为精准扶贫措施。
同一指示还要求干部引导居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并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村级党组织。
这份官方文件把土地流转与政治教化、入户驻点、劳动力动员和维稳控制直接联系起来。它表明，土地流转并非作为农民与企业之间的普通商业安排推进，而是重塑维吾尔农村社会这一更大范围运动中的一项工具。
仅凭这些文件，尚不能证明每一份土地流转合同都是在直接的人身强迫下签署的。但文件确实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农民被要求在一个把土地、就业、扶贫政策、监控、政治教育和社会稳定捆绑在一起的体系中，作出所谓“自愿”的决定。
在这种条件下，官方关于“自愿”的说法本身并不可信。
有追溯，无问责
中国棉花产业迅速推进机械化。新华社的一份2025年报道称，该地区棉花播种、田间管理和采收的综合机械化率已达到97%。但这并不能证明农民享有经济自由，而是显示了一个高度集中、标准化的生产体系已被建设到何等规模。
机械化减少了农田对劳动力的需求，土地流转政策则把经营权导向合作社和公司。与此同时，“访惠聚”工作队推动劳动力转移、政治服从和村级控制。
正如联合国2026年1月发布的报告所指出的，人权专家批评中国“通过劳动力转移实现脱贫”的计划，称该计划迫使维吾尔人、藏人和其他原住民族到东突厥斯坦及其他地区就业。
新的棉花质量法规使棉花供应链能够通过数据被追踪、检查和治理，从而补全了这一结构。
这也具有国际意义。棉花是美国《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特别列为优先执法的行业之一。该法推定全部或部分在东突厥斯坦生产的商品禁止进口，除非进口商能够达到很高的举证标准。
中国新的条形码和追溯体系不应与问责混为一谈。条形码或许能显示一包棉花来自哪里，却无法证明生产它的农民是否真正有自由保留自己的土地、拒绝流转、选择工作，或抵制支配其村庄的政治体系。
对维吾尔农民而言，核心问题并非一包棉花的质量等级，而是谁控制土地、谁支配劳动、谁拥有数据，以及在一个如今追踪每一项收获环节的体系中，维吾尔人是否还能保有任何实质性的经济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