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如何将维吾尔人的童年变成一项国家工程

官方文件梳理出一条从学前语言教育和寄宿学校，延伸至中国内地班、职业教育与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链条。

作者：阿斯耶·维吾尔（Asiye Uyghur）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3日

七岁的古丽阿夏尔·居玛（Guliashar Juma）跟随父亲从山村前往阿克陶县，路程超过十个小时。县城里的树木令她惊叹。维吾尔地区教育部门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将这段旅程描述为她个人转变的起点：她离开偏远的“马背学校”，进入县城的一所现代化学校。

同一份官方报告还记录了实现这种转变所需采取的措施。自2014年起，阿克陶县合并或关闭了分散在四个偏远山区乡镇的63个教学点。报告发布时，已有3,181名来自农牧家庭的儿童在集中办学的学校寄宿。

北京将这类政策描述为教育公平、扶贫和现代化。然而，把官方文件放在一起阅读，呈现出的却是一个规模大得多的工程。从学前语言教育到寄宿学校，从中国内地班到职业教育和劳动力转移，教育的设计目的不仅是向儿童传授知识，还包括重塑他们与家庭、语言、社群及未来工作的关系。

这一架构并非随着2017年后加剧的大规模镇压突然出现，而是在多年间通过公开的政策文件、实施方案以及国家媒体的宣传性报道逐步搭建起来的。

纸面上的权利，政策中的另一方向

中国的官方叙述从自治谈起。国务院一份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白皮书称，自治地方有权使用和发展当地语言文字、管理教育，并保护文化和宗教。但同一份文件又将自治界定为在中央国家统一领导下实行的制度。地方性法规以及偏离国家政策的变通措施，仍须报请上级机关批准。

另一份有关维吾尔地区发展与进步的官方白皮书更进一步，声称拥有本民族文字的各族民众以本民族语言文字接受教育，教材和高考也提供维吾尔语等数种语言的版本。

然而，该白皮书也把掌握汉语的问题界定为政治和发展问题。文件称，当地官方划分为“少数民族”的1,000多万人中，约70%没有掌握汉语，或者完全不懂汉语；并将此描述为既不利于相关民族，也不利于该地区的发展。随后，文件赞扬了自2004年以来所谓“双语教育”的扩展。

一方面正式承认母语权利，另一方面又把本土语言持续占主导地位视为障碍；这一矛盾成为下一阶段政策的基础。

为“长治久安”服务的教育

地方政府制定的《2010—2020年教育规划》明确揭示了教育的政治作用。规划宣称，教育是稳疆兴疆、富民固边以及实现“长治久安”的基础。

规划制定了可量化的语言目标。到2012年，政府划定为少数民族的学龄前儿童中，85%以上应接受两年“双语”学前教育。到2015年，“双语教育”应覆盖这些群体约75%的中小学生；到2020年，覆盖率应达到90%。高中毕业生则应熟练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即普通话。

规划在形式上表示应尊重当地语言教学，但实际操作方向仍把普通话置于升学与发展的中心。接受过“双语”学前教育的儿童，应从小学一年级起继续接受“双语教育”；更多课程和教学时数应以普通话进行。除语言文学专业外，规划鼓励高校使用普通话讲授专业课程；职业院校学生则应取消预科过渡，直接进入以普通话为教学语言的教育。

Another propaganda image of a school for Uyghur children. From Weibo.

语言政策与政治教育密不可分。规划要求党保持对学校的领导，并要求把党的民族政策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三个离不开”教导汉族多数人口与官方划分的少数民族彼此离不开；“四个认同”要求认同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五观”则提供党所认可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和文化观框架。

规划还要求开展无神论教育，培养国家意识、法治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在这一语境中，无神论教育并不只是意味着世俗课程，而是把儿童对宗教的理解纳入由党国界定并监督的意识形态项目。

另一份实施文件表明，这并非单纯的教育口号。党的组织和宣传部门、教育主管机构、统一战线、宗教和民族事务机构、公安机关、军队、出版机构以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共同承担职责。一项被包装为学校教育的政策，被构建成了政府各部门共同参与的工程。

让儿童脱离自身语言环境

教育规划要求在农牧区集中兴办寄宿制学校、合并学校、设置混合编班，并扩大区内和中国内地的寄宿项目。规划设定的目标是，到2014年，每年为中国内地高中班招收10,000名学生，同时每年为区内初中班招收10,000名学生。规划还启动了中国内地中职班，并扩大从南部四个地区招生；维吾尔人在这些地区的人口中占很大比重。

《中国日报》2016年的一篇文章提供了一组格外具有揭示性的数字。截至2015年，中国内地高中班累计招收80,200名学生，年度招生规模达到9,880人；约34,000名学生在45座城市的93所学校就读。区内初中寄宿项目累计招收超过71,800名小学毕业生；当时共有29,200人在16座城市的30所学校就读。

文章将这些项目描述为促进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工具。学生被要求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可靠接班人”，并在返回家乡后推动所在社群增强对中国国家的认同。

管理细节至关重要。区内初中班主要从农牧村、贫困县和边境地区招收儿童，并实行封闭式、全日制寄宿管理。乌鲁木齐一所学校约有1,900名来自南部地区的学生，每年在校寄宿330天。学校控制的不仅是正式课程，还包括星期日活动、节庆、日常习惯、政治教育以及语言使用。

文章列举的中国内地学校案例，同样显示学生的对外联系和行动受到严密管理。在一所学校，学生的手机被统一收走，每周只发还一次；在另一所学校，学生每两周只能离校一次，时间为两个半小时。这些例子不能证明所有学校都实行相同规定，但它们说明，儿童与家庭的分离使学校能够管理其整个社会和语言环境。

A “vocational” school in Xinjiang (East Turkestan). From Weibo.

从课堂到劳动力配置

同一批政策文件把学校教育与劳动力体系连接起来。地方教育规划要求建立职业培训基地，以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提倡校企合作、定向岗位培训，并为农村新增劳动力提供免费培训。未升入高中阶段或高等教育的学生，则应被纳入职业技能培训项目。

2016年发布的国家《“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把这些措施纳入更广泛的国家体系。规划推动跨省劳务协作、东西部联合招生、面向维吾尔和西藏地区学生的中国内地中职班、本土社群的普通话培训，以及职业教育后的就业安置帮扶；同时把劳动力转移与产业园区、城镇化和国家扶持企业连接起来。

这项国家规划并非只针对维吾尔地区，单凭该规划也不能证明每一次培训或就业安置都是非自愿的。但它确立了一条制度链：通过国家数据库识别贫困家庭；引导年轻人接受职业培训；由输出地和接收地政府协调就业安置；再由国家考核就业转移成效。

因此，教育并未与劳动力政策分离。它为国家协调的转移体系准备所需的语言、纪律、技能和流动能力。

北京自身的辩护印证了政策延续性

2023年9月，联合国专家对维吾尔地区国办寄宿学校的扩张表示严重关切。他们援引相关指控称，以维吾尔族和其他本土民族为主的儿童正被迫与家人分离，很少或完全无法接受母语教育，并被推向对普通话和中国文化习俗的同化。

中国否认了这些指控。然而，中国向联合国专家提交的正式答复颇具启示性。为现行寄宿学校制度辩护时，北京援引的正是要求在农牧区集中兴办寄宿制学校的《2010—2020年教育规划》。答复称，学生和家长“自愿选择是否住校”，并把维吾尔语教学描述为家庭可以选择的地方课程；与此同时，所有学校都实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全面教育。

这份答复意在否认相关指控，却也印证了政策的延续性：当前体系建立在早先的架构之上，即集中化办学、以普通话为中心的教学，以及把教育权力从家庭和当地社群手中转移出去。

Schoolchildren in Urumqi. From Wei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