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继承了一项领土主张，也继承了一个尚未回应的、对维吾尔人的政治义务。
作者：阿西娅·维吾尔 | 2026年9月23日 | 刊载于：《寒冬》
《突厥斯坦时报》译文
在维吾尔电影《阿凡提》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一只完整的烤鸡摆在国王及其家人面前，阿凡提被要求公平地分鸡。他给王室每个人都分了一块象征性的部位——鸡头给国王，其他部分分给其余家人——而掌控分配的人却把最实在的一份留给了自己。
这一幕不只是喜剧，它讲的也是权力：谁决定一个整体如何被切分，谁就能让不平等的安排显得井然有序、慷慨，甚至公平。
这一逻辑为理解今天维吾尔地区的政治架构提供了一个视角。
中国将这一地区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然而，北京自己的2021年白皮书称，民族区域自治和自治地方“都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这意味着，北京明确否认被命名为维吾尔自治区的土地是属于维吾尔人民的自治家园。
维吾尔人主导的代表同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谈判政治解决方案，距今已有八十年。北京如今的立场由此提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以中国名义对维吾尔人作出的承诺，后来究竟怎样了？
选择不断收窄之下达成的协议
1944年11月，在反抗国民党统治的过程中，伊犁、塔尔巴哈台和阿勒泰三个地区宣布成立第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该政权的存续高度依赖苏联的物质支援，以及毗邻苏联边境所提供的保护。
“三区”在政治上并非铁板一块，运动成员包括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族群。苏联影响很深，但莫斯科的援助并不是对维吾尔独立的无私承诺。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受苏联边境安全、在中亚的影响力以及他对华整体谈判地位所支配。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现实更加凸显。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把苏联对日参战同东北亚的战略让步联系在一起。在随后的谈判中，莫斯科在满洲和蒙古的利益成为其同国民党政府更广泛安排的一部分。对斯大林而言，一个亲苏的蒙古是至关重要的缓冲地带。
维吾尔人的自由并未在雅尔塔的某项条款中被正式“交易掉”，但政治结果十分清楚：莫斯科不再把独立的维吾尔国家视为值得捍卫的目标。1945年7月，斯大林承诺支持蒋介石政府，并停止支持维吾尔地区的起义者。斯大林一旦选择同中国妥协，第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继续扩张便在战略上变得不合时宜。
苏联削减了“三区”赖以生存的支持，并迫使其领导人与国民党谈判。由此产生的协议并不是平等力量在自由条件下达成的。失去苏联支持，民族军很难继续战争，也很难保护民众免受国民党反攻。
1946年1月2日，国民党政府代表与第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签署了核心协议，即《十一项和平条款》。协议及其后续附件涉及地方政治参与、宗教自由、在公共事务中使用当地语言和汉语、文化与教育权利、被拘押者、在省级联合政府中的代表权以及民族军的未来。历史学家王柯的研究转载并分析了这些条款。第二份附件于同年6月签署，为联合政府的成立扫清了道路。
这项政治解决方案并未终结冲突。随着政治分歧扩大，相关承诺未获履行，联合政府安排最终瓦解。但无论协议落实不完整，还是“三区”内部存在分歧，都不能抹去一个核心史实：维吾尔人主导的代表是以谈判一方和有组织政治力量的身份参与解决进程，而不是被动接受中国统治。
1946年，阿合买提江·哈斯木（1914—1949）和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1921—1949）会见蒋介石（1887—1975）。图片来源
中国自己的记录如何记载斯大林的介入
后来的记录表明，拒绝上述协议也并非毫无风险的选项。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一项研究以格外清楚的方式描述了苏联1949年的政策。研究称，斯大林敦促中国共产党（中共）不要拖延“占领新疆”，并警告说拖延可能让美国介入。该研究称，斯大林提出提供40架战斗机帮助中国军队。研究还记录了毛泽东的判断：苏联“急于”让中共迅速控制该地区，并可提供多种帮助，“包括几十架作战飞机”。
同一研究称，苏联后来提供了30至50架运输机，以帮助开辟途经陕西、甘肃和青海的空中航线，加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军。研究还记载，莫斯科把储存在维吾尔地区的武器弹药移交给新成立的中国政府——这些物资本来是在苏联与亲国民党的统治者盛世才决裂后，为当地力量开展武装斗争而提供的。
这些记载显示，曾经帮助“三区”得以存在的苏联政策，后来如何被重新导向，以便利共产党中国接管该地区。“三区”在失去苏联支持后若拒绝《十一项和平条款》，一方面要面对国民党，另一方面则要面对唯一外部安全保障者撤回支持——乃至最终倒向其对手。
问题已不只是民族军能否打赢一场战斗，而是一个小型、内陆的政治实体在其支持者决定同声索其领土的国家妥协之后，还能否继续生存。
这是一项政治协议，而非北京的恩赐
中共自己的历史叙述并不否认协议的存在。相反，这些材料称，“三区”的推进迫使国民党走上谈判桌，并称赞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和伊斯哈克伯克为缔结或执行《十一项和平条款》作出的贡献。党史材料明确作出过这种表述。
这一点很重要。协议并非赐给被动臣民的仁慈让步，而是中国中央政府同一个由维吾尔人主导、有组织、多民族的政治军事力量之间谈判达成的政治解决方案。“三区”代表团被视为有能力提出要求、签订协议并同中央当局共同参与治理的一方。
北京并未抹去这段历史，而是把它吸收到另一套叙事中，将“三区”运动说成中共最终“解放”该地区的早期篇章。被这种重述消隐的，是协议本身的政治含义：维吾尔人并不只是政策的接受者，而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其代表曾就权利、制度和权力进行谈判。
领土延续性不能被选择性援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并未把自己描述为脱离中国而成立的新国家，而是声称取代国民党，成为中国政府。因此，北京对维吾尔地区的管辖权主张建立在同先前中国国家的延续性之上。
但延续性不能像菜单一样任意挑选。
1946年的协议并不是两个获国际承认的国家之间的条约，今天也不能直接把它当作自动具有执行力的国际条约来援引。这里的重点是政治和历史的一致性，而不是主张存在某种简单直接的法律救济。一个政府既然援引延续性来继承其前任的领土管辖权，就仍需对以该前任名义作出的承诺作出交代。
代表权、语言、文化和政治参与的保障为何没有保留下来？是谁决定用一套由北京单方面设计的制度取代谈判达成的安排？国家凭什么既继承土地，又拒绝伴随其统治而来的政治义务？
自治在限制自治的架构之后才到来
时间顺序很能说明问题。
北京自己的记录显示，到1954年，维吾尔地区已经设立了五个自治州和六个自治县，早于1955年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这些并不是维吾尔自治单位，而是为蒙古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回族、锡伯族和塔吉克族设立的。
这一安排十分醒目。蒙古族拥有巴音郭楞和博尔塔拉两个自治州；哈萨克族拥有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以及木垒、巴里坤两个自治县；回族拥有昌吉回族自治州和焉耆回族自治县。其他单位还包括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和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
相比之下，维吾尔人在以其民族命名的地区内，并没有获得一个以维吾尔命名的自治州或自治县。“维吾尔自治区”这一名称，是在上述次区域自治地方网络形成之后才设立的。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前已经制定关于区域自治的政策和宪法条款，如今提供基本法定框架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却直到1984年才颁布，距该地区被命名为自治区已有29年。
与此同时，一个强大的中央国家架构正在整个地区铺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于1954年10月，比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早一年。北京称其承担屯垦和戍边职能。北京2014年的白皮书记载，截至2013年底，兵团通过14个师和176个团管理着7.0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兵团于1975年撤销，1981年恢复。如今，它集党、政、军、企职能于一体，经济规划由国家直接监督。它并不是维吾尔人实行政治自治的机构。
至此，阿凡提的故事不再只是一个比喻。政治架构早已把整体切分完毕：其他民族获得被划定的自治地方，兵团则占据一个庞大、由中央指挥的领土、经济和安全空间。其政治效果是：维吾尔人只在地区名称中被保留下来，却没有一个次级的、独立维吾尔领土单位，也无法控制塑造该地区土地、安全和政治未来的机构。
今天的“承认”意味着什么
问题不在于能否机械地恢复一项已有八十年历史的协议，而在于北京能否一面声称对维吾尔地区拥有不间断的主权，一面拒绝承认伴随这一主张而来、尚未了结的政治账目。
承认1946年政治解决方案的精神，不能只停留在重复“自治”二字。它要求恢复使自治具有实际意义的条件：自由使用和发展维吾尔语；保护宗教与文化生活；实现真正的代表权；确保维吾尔人在有关土地、制度以及治理其家园的架构等决策中拥有实质性发言权。
中国没有抹去这项协议。它把协议纳入了自己的历史叙事，却让协议最核心的政治承诺继续悬而未决。
来源：Asiye Uyghur，“The Agreement Beijing Did Not Erase”，Bitter Winter，2026年9月23日；访问日期：2026年9月23日。原文链接
